——香港龙音制作有限公司20年运行纪事
香港龙音制作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1994年正式投入运营，2014刚好是它的“弱冠”之年。古代把20岁男子视为“成人”，要举行庄严的“冠礼”，龙音作为1990年代在大陆、香港、台湾涌现出的众多唱片制作公司之一，20年来在音像制作、出版、参与主办大型民族器乐比赛、专题音乐会、促进、支持民族器乐教育事业和音乐学术研究方面，业绩昭昭、有口皆碑，为传承、推展、保存当代中国民族器乐艺术音响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特别是在借助香港的国际化环境、专业化精神有效利用内地传统音乐资源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方面，闯出了一套可资总结的经验。值此“龙音”举行“冠礼”之际，本人作为龙音创始人谭耀宗先生和他的伙伴郑伟滔先生的好友，始终关注着它的成长和发展。故愿意在此对其20年来的所遵循的理念、所取得的业绩以及所坚持的文化精神做一个人的评述，祈望同样关心龙音的同道好友给予指正。
辉煌成就
众所周知，“龙音”早在它酝酿成立期间，就确定了自己的运营方向——以多种形式制作、出版高质量当代中国各种体裁、各种形式的民族器乐演奏音响，以为推展当代中国民族器乐艺术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围绕这个中心，再进一步展开这一领域的推广、教育、保存等相关活动。20年后我们检视其全部作为，可以说，它从未偏离自己最初确认的这一方向。
对于一个录音公司而言，评判其业绩的基本标准，首先当然要看它的音响制品。就此而言，“龙音”交出的答卷，让人们深感欣慰。20年间，它先后出版了数百种音响、音像产品。这些音响、音像制品大体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活跃于当代教学、表演舞台上的一大批中老年民族器乐演奏家的演奏音响制品。据初步统计，这些出品大约包括六十多位演奏家、数百张光盘和十余类乐器。计有龚一、吴文光、李祥庭、成公亮、谢俊仁（古琴）；闵惠芬、宋国生、宋飞、刘长福、安如励、严洁敏、马向华、高韶青、张遵连、孙凰、辛小红（二胡）；杨靖、张强、陈音、王正平、杨静（琵琶）；周延甲、范上娥、项斯华、王中山、林玲、罗小慈、罗晶、袁莎、吴晓红（筝）；曾永清、詹永明、戴亚、张维良、蒋国基、谭宝硕（笛）；姜克美、刘湘（板胡）；余其伟（高胡）；阮士春、魏玉茹、徐阳（阮）；刘月宁（扬琴）；王红艺（柳琴）；杜冲（排箫）等。上述诸类制品，具有如下重要特征：1、数十位演奏家，全部是1950至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也是近几十年活跃于民族器乐舞台上的中坚人才。他们的演奏，集中反映了20世纪后半叶大陆、香港、台湾的民族器乐专业教育和表演水准；2、这数百张唱片所收曲目约数千首之多，除了部分传统乐曲外，大多数是20世纪后半叶的新作，如此，它们也就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段的民族器乐创作的整体面貌；3、诸制品的音响，全部由龙音公司自己录音、自己设计、自己编辑，其高质量的制作，表现了龙音对于音响制作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历史音响档案的深刻认识和尊重敬仰精神。
“龙音”出版的第二类制品是近20套20世纪杰出演奏家的CD专辑，制作人称之为“至尊经典系列”。早期有刘天华、阿炳、管平湖、吴景略、刘少椿、蔡德允，陆续又有卫仲乐、刘明源、刘德海、孙文明、刘天一、王范地、张子谦、卢家炽、吕培原、徐元白、黄呈权、鲁日融等。这套系列，表面上看，它们多数是对于已故国乐大家的真诚纪念，少部分则是某位仍然健在的老一辈名家演奏艺术的总结。但反复听赏、阅读其中的每一部专辑，我们才会体认到它们所蕴含的高度人文内涵和可贵学术价值。其不同于其它音响制品的特征主要体现在：1、大多数音响都录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故它们已经属于历史音响，无论演奏水平，还是历史人文价值，均为世纪性代表；2、每一专辑除了音响外，尚有演奏家本人或当时音乐学家撰写的篇幅可观的评述文字和数量不等的历史图片，从而使之成为集音、文、图于一体、艺术与学术相互映衬、内容全面而又丰富的器乐艺术宝典，它们的陆续问世，十分鲜明地表达了龙音制作人对于20世纪中国民族器乐艺术价值观的高度认同和对前辈大师历史贡献的无比敬重，3、每一专辑中的音响、文字、图片，都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反复、细致的甄选，并尽可能聘请一位对这一器乐演奏领域和这位前辈有深度了解的音乐学家参与，从而保证了各类资料文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并在今后充分发挥其传承、研究、欣赏的作用；4、出于以上因素的考虑，“至尊经典系列”在装帧设计上，同样堪称一流，既有每一辑自身的个性，又有全系列的整体风格。一朝收藏、终生赏阅。
2009年，龙音经过多年的策划，编出一套“中国民乐典藏”的大型CD专集，全集共22张唱片，其中古琴、琵琶、筝、二胡、笛子各两张；弹拨乐、弓弦乐、吹管乐各两张；合奏曲四张；协奏曲两张。以规模而论，此前任何一种公开出版的民族器乐音响均无出其右者。考虑到市场因素，“典藏”选择了与新汇集团上海音像有限公司联合出版的方式。这是龙音20年来生产的第三种制品类型。它的主要特点是：1、规模空前，容量甚大。如前所述，全集收入20世纪不同时期录音的民族器乐独奏、合奏、协奏三种演奏形式的263首乐曲，如此容量的音响专辑，可能是中国唱片出版历史上的第一次；2、据我自己的初步查阅，整套录音中，有刘天华录于1931年的《病中吟》、卫仲乐录于1934年的琵琶曲《阳春白雪》、吕文成录于1946年的《平湖秋月》、阿炳录于1950年的绝世之作《二泉映月》、孙文明录于同年的《弹乐》以及杨宝忠、李慕良的京胡《西皮小开门》《夜深沉》、蒋风之的《汉宫秋月》、李廷松的《普安咒》、曹东扶的《陈杏元和番》、罗九香的《出水莲》、冯子存的《五梆子》等一大批20世纪民族器乐音响之圭臬。录音时间超过半个世纪（1964年以前）的总共有120首，占了全部曲目的近二分之一弱，其巨大的历史价值可想而知；3、文案详备，学术价值甚高。龙音的音响出品，历来重视每集、每曲乃至每位演奏家的背景资料，“典藏”亦然。除22张唱片外，另有两册近30万字的文字资料。其中一册是所收曲目的作者、结构、乐曲内容以及每一位演奏家个人经历和主要成就。另一册则选登了论述20世纪民族器乐艺术的发展历程、体裁、类别、美学特征等文论19篇，作者分别有杨荫浏、李凌、赵沨、曹安和、刘文金、顾冠仁、李民雄、林谷芳以及我本人和吴祖强的序。两册文字全部有英文翻译。鉴于“典藏”的规模、容量、价值和意义，有关单位隆重授予它“2010中国出版政府奖”和“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这也是历年来音响出版物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如果说，唱片出版的价值主要在于民族器乐艺术“音响技艺”的历史性保存和赏析，那么，主动筹办各种民族器乐音乐会和专业比赛，则会起到直接推广、促进这门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现实作用。同时，也会使音响出版获得源源不断的音响资源。多年来，它们像两个滚动的车轮，不断推动“龙音”向前迈进。自新世纪初起，“龙音”先后资助举办的个人音乐会多不胜数，例如：项斯华中国筝乐演奏会、萧白镛二胡独奏音乐会、罗小慈古筝独奏音乐会、马向华华东巡回二胡独奏会、王中山华东巡回古筝独奏会、袁莎古筝独奏会、杨靖琵琶独奏会、宋飞“弦索十三弄”音乐会、王红艺柳琴艺术演奏会、宋飞二胡独奏音乐会、刘长福、马向华胡琴音乐会、姜克美、张高翔胡琴、扬琴演奏会、刘湘胡琴独奏音乐会、辛小红、陈鸿燕中乐演奏会等。专题性、纪念性音乐会有：《世纪回顾—二胡百年纪念音乐会》（京、沪）、《庆祝二胡学会成立十六周年音乐会》、《刘德海从艺五十周年音乐会》（2001）《刘德海从艺六十周年音乐会》（2013）、《中国新世纪音乐会》、《刘明源纪念音乐会》（上海、香港）、《上海民族乐团建团五十周年音乐会》、《王范地师生音乐会》《闵惠芬师生音乐会》。以上，除了纪念性音乐会外，音乐会的主角，多数是当代优秀的民族器乐演奏家，“龙音”多年来持续性的推助，让他们步入更加开阔的表演天地。
龙音推展当代民族器乐艺术的另一重大举措，就是在新世纪伊始，与中国音协、《人民音乐》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一连三届的“‘龙音杯’中国民族乐器国际比赛”，即2001年的“古筝国际比赛”、2002年的“二胡国际比赛”和2003年的“琵琶国际比赛”。每届比赛，均严格地效法国际惯例，从报名、初赛到、复赛、决赛，跨时半年以上，赛规是国际化的，评委会组成同样具有国际性，因此，每届比赛都能够推出当代各领域最顶尖的青年演奏家。如获得筝乐比赛第一名的袁莎、二胡比赛第一名的孙凰、琵琶比赛第一名的张莹，她们获奖时都不过是20来岁的年青人，赛事虽然已经过了十几年了，但各自仍然在本领域保持了极佳的演奏状态和名家声誉。“龙音”通过各种活动奖掖青年音乐家成长的战略措施，在以上三届比赛中，再次得到充分的印证。
当然，出版、音乐会、比赛之外，龙音对于民族器乐的学术活动也格外看重。例如，他们在香港举行过“龙音中国音乐欣赏讲座”（高韶青、杨靖、杜聪：1996年1月20；郑珉中古琴专题；1997年12月4日；黎键等：1997年12月4日）、“广东音乐文化历程”（余其伟，1998年5月1日）、“古琴音乐”系列学术讲座（2003年11月11日、13日、23日和27日），举办了2003年南京“国际古筝艺术研讨会暨交流音乐会”、独立举办“近现代国乐家资料选展”（1997年12月3日至5日）、以《开创新纪元》为主题的“中国音乐杂志、期刊创刊号选展”（2001年7月3日—2002年6月30日）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谭耀宗和郑伟滔二位也曾支持过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办的两次大型学术研讨会。一次是1995年9月在河北固安县、屈家营村举办的“首届中国鼓吹乐学术研讨会”，一次是2001年8月在江苏常熟举行的“全国第四次古琴打谱会”，当他们知道我在会议经费上有困难时，立即慷慨解囊，使这两次很有意义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开的顺利圆满，在当代中国传统音乐学术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
总之，龙音身处商业剧烈竞争的香港社会，刚好又成立于全球唱片业日益萎缩的新旧世纪之交，仅凭靠为数甚少的几个成员，不仅立住阵脚，还竟然在20年内干出这样一番大事业，成为华乐圈内一个业绩辉煌、有独立个性、有专业追求的音响、音像公司，实在是当代商业文化的一个奇迹。因此，人们必然会问：龙音20年的业绩是怎么做出来的？它成功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下面，以我个人所知所识，进一步与诸位讨论这个问题。
龙音的精专精神
一个人，一个部门或一个机构，无论大小，也不管是公益、私营，要想把事情办好，并获得全社会信任和赞誉，一定要有两个前提，一是“专”，一是“精”。“专”者，专心、专业之谓也；“精”者，精细、精致、精美之谓也。我们看到，在龙音公司成立十周年“特刊”里，有一百多位领导、名人和同行好友题词祝贺，文化部周巍峙部长、中国音协孙慎、时乐蒙、吴雁泽副主席、中央、上海、中国三个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照、杨立青、金铁霖、作曲家朱践耳、刘文金、顾冠仁、演奏家刘德海、王范地、沈诚、朱昌耀、宋飞、指挥家黄飞立、闫惠昌、叶聪、郑小英等均给予真诚、热情的鼓励。大家的题词集中到一点，就是肯定“龙音”在短短十年中所取得的非凡业绩和由此凝聚起来的敬业精神。十年前，二胡演奏名家闵惠芬在她的祝贺短文中，旗帜鲜明地将此概括为“龙音精神”，我以为这样的评价是十分准确的。若要继续追问：龙音精神的真谛到底是什么？用一句话回答：就是专和精两种品性的融合，我们可以称之为龙音的“精专精神”。
“龙音”所谓的“专”，又可以分成专心和专业两方面。
本质上讲，专心，最突出的体现在他们对于当代民族器乐艺术事业的披肝沥胆、心无旁骛的那种让人肃然起敬的不二承诺上面。20年来，无论是作为主业的音响制作，还是参与主办音乐会、学术演讲、专门比赛、刊物、人物文献展览、专题研讨会乃至设立民族器乐教学奖金，其全部作为，都没有离开“推展20世纪中国民族器乐”这个中心主题。为此，人们亲切地称它是“民乐之友”“新一代民乐人之家”。古人云：心不专一，不能专诚。龙音能够在近期音像市场风雨动荡中屹立整整20年，所托靠者，恰恰就是这种专心、专一、专诚志向。而“专心”的基础，却有源于他们对于中国民族器乐这一专业领域的素养。我们知道，谭耀宗与郑伟滔二位，在成立龙音之前，都有各自赖以行世的职业，但他们对于民族器乐艺术的现状却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和特殊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谭先生是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的胡琴演奏家，郑先生也是音乐行家，在数十年间收藏了数百种民族音乐的乐器、唱片、杂志、书刊，对于民族器乐演奏艺术，二位有一般“业余爱好者”不能比的深厚素养。这样的传统音乐素养，一旦投入并沉溺于唱片出版，就会使他们在曲目的选择、演奏家演奏水平的判定、历史音响的价值判断、文献资料的优劣、出版计划方案的设定等等，都会表现出真正内行的把握能力和专业眼光。确实，他们是唱片业的老板、编辑，但他们也是民族器乐的“行家里手”。如果要讨论龙音与其它同类公司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所谓“专业”修养恐怕是最重要的相异之处。
我们再来讨论龙音的“精”。前面说过，精者，一指精细，一指精致。龙音所制作的每一样产品，不仅曲目要有代表性，即使某些曲目不是经典，它们也应该是公认的精曲，同时，音响、技艺同样要高质量、精彩；而与音响配套的文字、图片，也必须是“美文”“美图”，诚如闵惠芬老师所云：“请大家了解一些细节，有很多老唱片要修复，有的要到资料库去查，有的要把断头接拼，有时很多资料连音研所、资料库都没有，经常是深入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地方去探查、收集，如出一代宗师卫仲乐先生的专集，他们便曾去了卫先生处多次跟卫老恳谈，为出孙文明的专集多次到奉贤县等地搜集资料。有一句话说：“细节决定高度”，如果我们了解到闵老师所举的这些制作“细节”，我们再回头翻检龙音出版的每一件产品，特别是前面提到的近20套大师系列，我们才会体味到“精细”对于音响精品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做不到“精细”，就不会有精品，更谈不上“经典”。
至于精致、精美，我们当然不能说龙音的产品都已经达到“至善”之境，但从已经见到的三大类、数百种CD和VCD、DVD看，说他们从始至终都在追求精致、精美，说他们在当下可能的条件下，力争让每一件出品都获得精致、精美之誉，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特别是“至尊经典系列”和“民乐典藏”，为了能真实全面反映每位大师终其一生的艺术造诣、每类乐器在漫长岁月中的历史进程，编者在曲目、音响的选择上花了极大的功夫，对于相关文献、历史图片等，同样也是反复斟酌、认真修剪，力求达到优中选优、精益求精之效。
关于龙音的专业精神，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谭、郑二位先生的专业眼光和民族音乐素养对于他们从事唱片制作的“基底”性作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加以印证。“典藏”中的二胡曲目，选取了《三门峡畅想曲》《豫北叙事曲》《中花六板》《江河水》《空山鸟语》《秦腔主题随想曲》《赶集》《河南小曲》等一批优秀作品，它们都是1963年首届二胡比赛的指定乐曲和获新作品优秀演奏奖的曲目，如果仅从技术发挥和音响质量作为标准，很可能会挑选当下某些青年演奏家的录音，但“典藏”编者没有这样做，而是一律选择了当年获奖者王国潼、果俊明、汤良德、黄海怀、闵惠芬、鲁日融、蒋巽风、宋国生演奏的历史音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首演者，是这些作品的第一位演绎者，是作品整体风格、技艺的开掘者，也是当年大赛评委授给他们荣誉的根本理由。他们留下的音响，具有无可复制、标新立异的历史价值。编者的这一抉择，表现出他们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更体现出他们在本领域的专业素养和品格。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样的专业素养，几乎贯穿于龙音的每一制品当中。
一言以蔽之，一专一精，成就了龙音20年的辉煌业绩和美好声誉。
远大追求
借助上面两节所述内容，我们粗略地评述了龙音的业绩及其专业精神。我们欣喜地看到，作为一个专门唱片公司，他们在20年间专心一意地耕耘出一个相对稳定的以中国民族器乐为轴心的“文化场域”。在这个“文化场域”里，时间跨度为20世纪初至今，大约一百年（严格地说，从刘天华1931年的录音到2014年8月刚刚完成的“鲁日融专辑”，共83年）；其空间跨度则为华人文化圈内的20多种中国民族乐器独奏、重奏和传统乐种的琴箫合奏、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民间锣鼓以及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合奏、协奏。它是整个中国音乐文化场域的一部分，其受众面可能不如流行音乐、西方音乐，但它历史的久远、音乐语言的个性、民族风格的鲜明，音色的丰富等，却使它成为代表中华文化的主要体裁之一，也成为人类器乐文化中最有特色的品种之一。
应该说，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评估，也出于他们对民族器乐挚爱，龙音才坚定地在中国民族器乐这一“文化场域”中，默默地从事着传承、推进中国民族器乐音响的大业。他们原本是这个行业的后起者，从一个小而又弱的音响制作公司，低调起步，日渐发展，慢慢地朝着自己心中的远大目标前进。它的20年“阅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也值得我们思考。
启示之一——要清醒认识音响制作的社会职责和在音乐文化事业中的特定地位。无论是“小而弱”的起步阶段，还是“大而强”的当下，从业者必须把民族器乐的演奏视为这一领域的中心和关键因素。音响制作是一种用现代科技记录演奏艺术的手段，是努力用最好的录音技术将当下的演奏保存下来和传播出去。两者的关系一个是“主”，一个是“辅”，演奏艺术水平的升降决定着音响制品的高低。多少年来，龙音始终以清醒、冷静的态度认识这份社会职责和专业“定位”，也是因为有这样的清醒，他们也才主动参各种民族器乐的音乐会、比赛、学术讲座、学术研讨等活动，时时关注内地民族器乐表演的动态，以此为依托，开展自己的音响制作。如果不这样作，可以断言，龙音不可能有今天。
启示之二，我们注意到，龙音成立后的前几年，多以香港为基地向内地扩展，但在1999年以后他们开始与大陆全面合作，到近几年，干脆在上海、北京设立了办公机构，也聘请了内地成员。应该说，这是龙音的一次战略性转移。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仍然出于龙音决策人的经营理念。从一个方面讲，他们长期生活于香港，香港高度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香港人自幼养成的专业精神，对于他们从事任何职业都是一种积极因素，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从另一方面讲，中国民族器乐表演艺术的大本营却又在内地，这是音响制作的天然来源和基地，失去这一来源和基地，将使自己寸步难行。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龙音做出战略转移的决策，从而使自己步入一个新的更加开阔天地，一方面，录音素材源源而来，录音制作的数量、质量也才有了基本的前提。另一方面，其产品的主要市场也同样在内地。可以说，龙音20年的所为，恰好是香港经营理念、专业精神与内地丰富的民族器乐资源的完美结合，不成功才是奇怪的事！
启示三，惟有远大追求才可以不断促发音响制品的新创意。我们说过，龙音的制作方向非常明确，也非常坚定，那就是只作民族器乐音响，而且是传统的民族器乐音响，就连民族器乐中稍有现代技艺的作品，他们也较少接触。这不是说他们保守，而只能理解成他们的专一。也许，别人把这个“场域”看的很小，认为过来过去就是那么些乐器、那么些体裁形式，那么些曲目，但龙音却能够从“小”见其“大”，坚定认为它既然有数千年的渊源，那它一定是一笔丰富无比的遗产，努力挖掘、精心传承、发扬光大，视之为中华民族伟大的“声音记忆”，那就会大有作为，所以，他们提供三种类型的制品让人们对这门艺术刮目相看，同时，他们还会用更多、更新的类型，揭示这笔遗产的精微。近期，龙音又完成了以古琴为专题的新一套音响制品，全套音响包括20盘CD，近200首琴曲和相关历史文献，采取“一网打尽”的办法，将古琴音响遗产做足、做尽、做好，为中国琴文化提供新的“典藏”精品。继之，他们还将做二胡、琵琶、古筝等等。故此，因为追求目标的远大，而让自己的路越走越宽。并从中获得了享受传统文化的幸福感。
在“龙音”步入第三个十年之际，我们怀着最真诚的心，祝它一如既往，一路向前，为中华文化留下更多的声音记忆！
乔 建 中
2014年8月10日晨
草于陕北榆林西沙
思 仁 斋
|
